“内国”与“外土”：
说周代铜器铭文所见的两个疆域概念
王坤鹏 吉林大学中国史学系副教授
关键词：西周；内国；外土；疆域
西周时期，随着王朝疆域拓大以及疆域形态的逐渐密实化，形成了若干具有特定内涵的疆域概念，比较典型的例如西周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中国”“天下”等概念，由于其与早期文明及华夏族群形成等重大问题存在着密切关系，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①。此外学者还对周代铜器铭文及文献中所见的“南国”“南土”“东国”“东土”等疆域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②，深化了我们对先秦国家疆域形态的认识。除上述诸概念之外，西周青铜器彔卣与戎生钟等铭文中还出现了“内国”与“外土”这一对概念，均具有特定的内涵，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先秦国家疆域形态及其治理的多层次性特征，对认识早期国家的疆域结构具有重要价值。以往治金文及西周史的学者对这两个概念虽有所涉及，但却缺乏较详细的比较。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周代铜器铭文中出现的“内国”与“外土”这一对概念详加考辨，并由之进一步讨论周王国的疆域形态特征及其治理方式，祈请专家教正。
一、彔卣铭文中的“内国”
彔卣为传世器，端方、冯恕旧藏，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博物馆。与彔卣同铭的还有一件彔尊，亦是传世器。不过据专家鉴定，彔尊应是将铭文残片补缀入一件无字尊内而形成的[1]，故此处不再论及。兹将彔卣铭文迻录如下：
王令
曰：“
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
彔卣为扁圆体罐形卣，腹部向下倾垂，提梁两端为两兽首，器盖盖顶为圈足状捉手，两侧有两个犄角状的突起，器盖与器颈各饰一周垂冠分尾鸟纹。学者据器形与纹饰，一般将这类青铜卣的铸作时间推定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 [3]。关于铭文中的
，李学勤先生认为其即铭文后半出现的伯雍父，二者一为名，一为字，“对王而言称其名，对己而言称其字。” [4]李先生的说法颇具卓识。伯雍父在
甗、臤尊等器铭中又称“师雍父” [2]753、3698，学者推考其当为西周穆王之世的“大师” [5]。铭文中的“
”，为周人师屯驻守之所，在
甗 [2]753等器铭中又写作“
”，陈梦家、刘钊、陈剑等学者均释为“由”③，此从之。
彔卣铭文篇幅虽不算长，却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信息。据铭文所记，铜器的主人彔是伯雍父的下级，很可能就是铭文中所提到的“成周师氏”之一。西周王朝在征伐敌对势力时，经常由周王派遣高级官员担任统帅，统御直辖于周王的军队以及地方上的侯、伯势力共同抵御敌人 [6]。彔在出征时受周王朝的高级将领伯雍父也就是
的节制，戍守于“由师”这一军事驻地，抵御淮夷势力的内侵。其人应是在戍守或抵御淮夷的过程中做出了贡献，由此受到了伯雍父的赏赐，为此特铸作铜卣并作铭文以纪功。
关于铭文中的“内国”，学者或谓其“应是指边域各邦形成的防御带之内的周人控制的地区” [7]，似乎认为“内国”指的是边域地区。这一看法似尚可商榷。“内国”即“内域”，“国”在早期文献中与“域”的音义相通，例如《诗经》《尚书》等文献中所记的“王国”实即“王域”，指周王所统治的区域。铭文“内国”是相对淮夷族群所侵袭的西周南方的外层领土而言的。西周中期后段的铜器敔簋铭文记载了淮夷群体侵袭西周之事，其中记载了双方某次交战及淮夷的退却线路，颇有助于说明“内国”的范围。故迻录之如下：
唯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
殳，内伐溟、昴曑、泉裕、敏阴、阳洛。王令敔追袭于上洛、
谷，至于伊，班。长榜捷首百，执讯卌，夺俘人四百。啚于荣伯之所……唯王十又一月，王各于成周大庙，武公入右敔，告擒：聝百、讯卌。王蔑敔懋。 [2]2700
铭文中的“
殳”一词，又见于柞伯鼎铭文，作“無殳” [8]，近年新发现的戎伐堇方彝、方尊铭文中则作“膚殳” [9]，诸词虽未得到确释，但内涵是相似的，所表示的也应是同一个词，专家认为其内涵应即后世所说的烧杀掳掠 [10]。敔簋铭文中淮夷所侵伐之地的名称大多已不可考，不过由周王在“成周”指挥作战来看，这场战事的发生地离成周洛邑不会太远。铭文中的“敏阴阳洛”，诸家断句有所不同，郭沫若、陈梦家均读为“敏阴、阳洛” [11]，此从之。“阳洛”或即洛水之阳的某处邑落。铭文中“至于伊”之“伊”则似与伊水有关，可能指伊水或该流域的某处邑聚。总之，淮夷所“内伐”之区当为成周附近的地区。
彔卣铭文中的淮夷伐“内国”与敔簋铭中的南淮夷“内伐”所表述的意思是相似的，淮夷“内伐”之区就是“内国”的范围。敔簋铭文所记淮夷此次入寇深入到了成周附近。陈梦家谓：“王令敔追于上洛某谷至于伊而班师，其所追御的区域即西自上洛（今陕西省商县）东至于伊川（今河南省大河南），即春秋所谓‘晋阴地’。” [12]230其解释较为恰当。不过陈先生复谓：“南淮夷内伐至豫境伊、洛之间，疑是从汉水而来。” [12]230其说法则可商。敔簋为敔所制，铭文所记主要是敔在战事中立下的功劳，涉及的主要是战事的后半程，也就是敔追袭淮夷、淮夷退却之事，而不涉及淮夷侵袭的来路。敔一路追袭淮夷，并夺回了淮夷掳掠的人口400人，铭文所记敔追袭淮夷的路线实际上是淮夷内伐之后携掳掠所得退却的路线。从地理形势推测，淮夷由上洛退至伊川，当进而沿淮河的支流汝水、颍水水系向东南退却，因此淮夷是由淮水中下游而来，而非是沿汉水而来。西周铭文中所记的淮夷“内伐”，应当是指淮夷溯淮河及其支流颍、汝等水系向西北而上，侵入西周的伊洛腹地。如此来看，彔卣铭文中的“内国”应包括以成周洛邑为中心的伊洛地区，向东可达郑州一带。这一地区自夏代以来就是三代王朝国家立国的核心地区，是传统的中原文化腹地。
由西周王朝抵御淮夷入侵的前线来看，将郑洛地区判定到铭文“内国”范围内也是恰当的。西周前期周王朝在淮水及其支流流域设置了应、陈、蔡、胡等侯，其目的就是为了抵御沿淮水各支流西进与北上的淮夷族群。西周中晚期，周王或王朝大臣多次巡省至这一地区，大多与抗击淮夷有关 [6]。与彔卣铭所记抵御淮夷之事有关系的还有以下诸篇铭文，依次为
方鼎、
簋、
甗、
鼎、彔作辛公簋：
曰：“呜呼，王唯念
辟烈考甲公，王用肇使乃子
率虎臣御淮戎。” [2]1494
唯六月初吉乙酉，在堂师，戎伐
，
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雍父戍，在由师，
从。师雍父
使
事于胡侯。侯蔑
懋，赐
金。 用作旅甗。 [2]753
唯十又一月，师雍父省道，至于胡，
从。其父蔑
懋，赐金。 [2]1397
伯雍父来自胡，蔑彔懋，赐赤金。 [2]2297
以上数件铜器均属西周中期，且铭文皆与
有关。前文已述，
即伯雍父，担任周王廷的师类职官，故在铭文中又称师雍父。综合这几篇铭文可知，伯雍父接受王命，率领周王朝军队在堂师、由师一带抵御淮夷。
簋铭中的“堂师”，学者考其地当即春秋时期楚国的“棠谿”，故地在今河南郾城西[13]。
簋铭中的“棫林”，学者考其地即《左传》襄公十六年所记晋师伐许所经过的“棫林”，在今河南叶县东北[14]36。
簋、
甗、
鼎以及彔作辛公簋等铭文中所提到的“胡”或“胡侯”，即西周时期的媿姓胡侯国，其故地在今河南郾城一带。棫林和胡二地的考定，与
簋铭所说的袭戎于棫林、伯雍父搏戎于胡等情况是相合的。总的来看，发生在西周中期的这次周王朝与淮夷的战事，其前线大致就在今天河南西南部的平顶山至漯河一带，即淮河北方支流汝水、颖水流域。淮夷所入侵的“内国”则应当在战事前线以西及以北的方向，也就是作为中原腹地的郑洛地区。
郑洛地区富有多种生态资源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其地具备四向的便利交通条件，故自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一地区就已成为一处重要的区域文化中心，学者或概括其区位特征称之为“嵩山文化圈” [15]。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这一地区又最早突围而出，成为更大范围之内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最早的广域国家最初就诞生于此一地区。嵩山文化圈在夏、商、西周时期一直是早期王朝国家立国的核心领域，故周人视之为“内国”也属应然之事。
二、戎生钟铭文中的“外土”
除彔卣铭“内国”之外，在戎生钟铭中还出现了“外土”这一概念，与前者恰可形成对照，其所蕴含的疆域层面的内涵亦颇启人深思。戎生编钟一套共8件，由保利艺术博物馆自海外购入。兹将该钟铭与本文相关的部分迻录如下：
唯十又一月乙亥，戎生曰：休台皇祖宪公，桓桓翼翼，启厥明心，广经其猷，臧称穆天子铄④灵，用建于兹外土，遹司蛮戎，用榦不廷方。至于台皇考昭伯，恂恂⑤穆穆，懿铄不僭，召匹晋侯，用恭王命。今余弗叚废其光，对扬其大福，劼遣鹵积，俾谮征繁汤，取厥吉金，用作宝协钟。⑥
戎生钟铭文主要记述了戎生家族的部分历史，属西周中晚期比较常见的贵族家族史类别的铭文，类似铭文还有史墙盘、逑盘等。上文所引的这段铭文主要记述了戎生的“皇祖宪公”受周穆王之命封于“外土”、戎生之“皇考昭伯”入晋辅佐晋侯以及戎生本人前往繁汤获取铜料等三件事情，这三件事均是事关戎生家族发展的重要的节点性事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铭文中的“皇考”确指戎生的父亲，而“皇祖”则并非指其祖父，而应是指戎生家族外封的始祖。商周时期祖父及以上的祖先均可称“祖”。关于戎生钟的铸作时间，一说其应在恭王之后，大致在懿、厉时期 [16]，一说其在春秋初年 [17]。由于两周之际青铜钟的形制变化不甚明显，故更具体的铸作时间难以遽断。不过据铭文所记，戎生家族建于“外土”是受周穆王所命，则确是西周中期之事。
关于铭文中的“外土”，专家或认为其泛指王畿之外的土地，或认为其指周边侯甸之外，实则“某土”之称在西周文献及金文中均有特定内涵，其所指称的范围是比较具体的，而非泛称。朱凤瀚先生曾辨析西周铜器铭文及文献中的“南土”概念，认为周人称自己领土即能够实行有效政治管辖的区域为“土”，“南土”即周王朝在南方的领土，在“南土”边域上有周人的封国，既是周王国防御“南国”诸异族的藩屏，也是其力图治理南国的重要据点 [18]。类似的概念还有“西土”与“东土”，《尚书·酒诰》云：“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 [19]436，《康诰》云：“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19]431，周王在“西土”开创国家，在“东土”册封诸侯，可见“西土”“东土”均是周王能管辖的区域，均属周王国的疆域。总之，铭文及文献资料显示周代“某土”的概念并非泛称，其所指称的俱有一定的范围。“外土”亦是如此，其与“东土”“西土”“南土”等概念的内涵有相重合的地方，指的是周王国核心领域之外的地区，不过仍属于西周王朝能正常行使统治权的范围，其地也应属于周王国的疆域。
至迟到西周晚期，周王朝统治者对何处是其疆域、何处非其疆域已具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周厉王所作的胡钟铭文云：“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土，南国
孳敢陷处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
孳乃遣间来逆昭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 [2]303其中明确说到“我土”，就是指周王朝的领土。所谓“南国
孳”指铭文中的南夷、东夷等淮夷族群，他们已形成政治实体，具有“邦”的组织，应是一些不服从周王朝管理的区域性的小族邦，他们虽然可能或多或少受到周王朝的打击或盘剥，但周王显然不认为这些夷族所居处的区域属于周王国的疆土。周厉王之所以征伐这些小族邦，正是由于厉王认为他们侵犯了周的领土。
由于“外土”是周人的疆域，受周王的支配，戎生钟铭文中的戎生先祖乃至晋侯等周人贵族才得以受封于“外土”范围内。铭文中的“建”，一般指封建诸侯而言。例如《尚书·康王之诰》云：“乃命建侯树屏” [19]519，《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云：“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20]3944裘锡圭先生认为戎生的先祖宪公没有获得“侯”一类的正式封爵，其所建立的显然不是诸侯国，而是规模近于采邑的小邦 [14]109。铭文中称戎生先祖“遹司蛮戎”，“司”为管理之义，蛮戎作为异于周人的族群处于“外土”之内，受到周王所派遣贵族的管理。钟铭中又言：“用榦不廷方”，“榦”有整治之义⑦，“不廷方”即指尚未臣服周王朝的方国。故关于铭文可以这样解读：戎生先祖受周天子命，获分封于“外土”之区，其所负担的重要职责就是管理处于“外土”之内的蛮戎异族，并且还要抵御处于疆土之外尚未臣服于周王朝的方国，实际上负有开疆拓土之责。
西周时期所册封的诸侯大都位于铭文所说的“外土”范围内。钟铭中与戎生家族关系密切的晋侯亦处于“外土”。《左传》昭公十五年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 [20]4511文献所记反映了晋之分封最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管治生活于晋地的戎狄族群。戎生钟铭文说到戎生之父昭伯“召匹晋侯”，显示其时昭伯已成为晋侯之臣，同时又讲到“用恭王命”，显示戎生之父可能亦是接受周王之命而辅佐晋侯的。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铜器四十二年逑鼎铭文记载了周宣王册命虞逑之事，其云：“王若曰：逑……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余命汝奠长父。休，汝克奠于厥师……汝
长父以追搏戎。” [21]“奠”义为安定，另铭文中的“
”字虽无确释，学者认为其亦有辅佐之意[22]。周宣王立长父为侯，又命虞逑辅助长父，这与戎生家族受王命辅助晋侯如出一辙。学者指出，西周时期通常在边域战略要地设置“侯”，以镇抚当地的土著族群，并抵抗域外敌人的入侵，主要承担军事防御方面的职责[23]。在侯的附近通常还会存在多支以“伯”为称的政治军事组织，在御敌行动中与侯相配合，例如近年在晋侯周边发现的霸伯，即曾与晋侯一起抵御淮夷的入侵[6]。戎生家族最初很可能就是这类被称为“伯”的中等贵族势力。
再例如文献所记由周宣王所册封的韩侯亦应处于“外土”范围内。《诗经·大雅·韩奕》云：“韩侯受命，王亲命之……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又云：“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24]1229为韩侯筑城的“燕师”是北燕师众，则韩与燕相距当不甚远。清儒陈奂指出周有二韩：一为周武王所封的姬姓之韩，其地在河东晋地，后为晋国所灭；一为成王时期所封的周武王后代之韩，即《韩奕》篇宣王所锡命的韩侯，燕师所筑的韩城在河北北部固安县一带 [25]。这里正是周王朝北方领土的边缘区域，周王所册封的韩侯位于周王朝北方疆域之内。诗篇所言“因以其伯”与“因是百蛮”的意思相近，“因”指由韩侯因袭、接收封域内的土著族群并加以治理 [26]。由诗篇内容来看，周宣王册封韩侯于北方，目的也正是命其治理北方疆域内包括追、貊在内的土著族群，同时抵御疆域之外尚未臣服于周的方国族群。
概括以上所论，可以看出铭文中的“外土”这一概念，其特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外土”是周王国能够实施政治统治的区域，是以周王能够将周人贵族册封于这一地区。其次，这一地区是周王国领土的外层，其地域内一般生活着“蛮”“戎”等具有与周人不同文化背景的土著族群。周王所册封的贵族负有管治其地土著族群的重要职责。其三，这一地区通常与不受周王国直接控制的方国族群相接邻，周王国在这里任命或分封侯、伯等拥有军权的贵族，也是为了抵御处于疆域之外的敌对方国并进一步开疆拓土。
三、由铭文看周王国
疆域形态及治理的多层次性
上述“内国”与“外土”两个概念虽然出现在不同的铜器铭文中，但在内涵上却有密切关联，均属于周王朝统治阶层对王国不同部分疆域的称谓。两概念既反映了西周时人对广域国家疆域形态的一种认知，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周代疆域形态存在着某种粗略的划分方案。“内国”与“外土”，一指周王国的内层疆域，一指周王国的外层疆域，两者既相耸峙又恰为互补，合起来则能覆盖整个周王国的疆域范围。“内国”作为周王国的核心领土，正是相对西周疆域的外层地区而言的。自郑洛地区往北，分布有邢、韩、燕等诸侯邦，往东则分布着卫、宋、鲁、齐等诸侯邦，往南亦存在着应、邓、蔡、胡等诸侯邦。西周王朝之所以建立这些诸侯邦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治理与管控各地所存在的大量的土著族群，兼之应对边域地区的复杂形势，抵御外敌的侵袭。这些地区受周王国的统治，实际上就构成了西周王国的外层疆域，即铭文中所称的“外土”。可以说，“内国”与“外土”这两个概念简明形象地反映了周王国疆域形态及疆域治理中所存在的多层次性这一特征。
周代的“内国”之区之所以称“内”以及“外土”之区之所以称“外”，并不完全是出于地理远近上的差别，也是由于不同部分的疆域在治理方式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内国”区域主要由王国的内服职官加以治理。作为西周大本营的关中地区自不待言，成周洛邑作为西周王朝统治东方地区的中心，也同样设置了一套政务机构，任命了一批负责各类职事的官员，用于治理郑洛地区。西周早期的令方彝铭文于此有比较清晰的显示，其云：
唯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遂令：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 [2]5213
铭文记载周公的儿子明保（即“明公”）接受周王之命，主管周王国成周地区的“三事”与“四方”。其后明公即前往东方的成周，在这里向“三事”及“四方”发布命令。所谓“三事”又见于传世文献，即“三事大夫”，也即铭文中提到的卿事、诸尹、里君及百工等处于周邦的职官；“四方”指处于四方的诸侯，包括铭文中提到的侯、田、男等不同类别。《诗经·小雅·雨无正》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 [24]960，“三事大夫”与“邦君诸侯”相对言，与令方彝铭文中所表述的职官结构最为相似。诗篇中的“三事大夫”应指任职于王廷的官员，包括令彝铭文中的卿事、诸尹、里君以及百工等。这些官员处于成周王都，罗振玉讨论上述铭文时谓“此言舍尹三事命于内服诸臣寮” [27]，其说法是恰当的。
成周的内服官员通常由周王所任命，其职责主要是治理“内国”之区。西周中期的曶壶盖铭云：“王呼尹氏册命曶曰：更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师” [2]5117，西周晚期的颂鼎铭云：“王曰：颂，令汝官司成周贾廿家” [2]1499，周王为成周八师设置“冢司土”，又册命官员主管成周地区的商贾。铭文所记均是周王直接任命成周官员的证据。内服官员职司“内国”的日常行政，这在铭文中亦有记载。西周早期的史兽鼎铭文云：“尹令史兽立（涖）工（功）于成周。十又一月癸未，史兽献工（功）于尹，咸献功。” [2]1445“涖功”与“献功”实即指当时官员的考绩之事。“尹”即上引令方彝铭中的“诸尹”之一，是王廷某方面职事的主管官员。史兽是“尹”的下级，“尹”到达成周，令史兽汇报工作成效并加以考核。史兽鼎铭文显示了内服官员所从事的日常公务活动之一斑。
“内国”是周代统治的核心区，周王朝一般亦以“内国”区域作为统治的基地，并由此进一步控制外层地区。例如西周早期的盂爵铭云：“唯王初
于成周，王令盂宁邓伯。”[2]4839“成周”即“内国”的核心都邑，周王在成周举行祭祀活动，并由此派出使臣安抚处在外层地区的邓伯等地方族邦势力。西周早期的静方鼎铭文云：“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眔静省南国……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28]铭文记载周王在宗周发布命令，命师中与静巡省南方地区，最终周王在成周听其汇报。另西周中晚期的伯㦰父簋铭亦云：“唯王九月初吉庚午，王出自成周，南征。”[29]周王向南方征伐，亦是由成周出发。由以上铭文提供的信息可以看出，西周王国向东方、南方等地区进行巡省或展开征伐活动，一般均是以成周作为基地。
与“三事大夫”相对的“邦君诸侯”则主要治理西周的“外土”区域。相较于“内国”区域由王国内服职官来治理，周王国通常在“外土”区域册封周人贵族来管理地方上的土著人群。所册封的对象不仅是侯，还包括邦伯等其他类别的贵族宗族势力。上文所述的戎生家族、晋侯以及韩侯等都是由周王国册封在北部的“外土”范围内，负责治理当地的土著族群。封在“外土”的侯、伯势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呼应与配合，《诗经》所记帮助韩侯筑城的燕侯，其受封之地实际上也在北部的“外土”范围内。另外，前文所提到的“南土”与“东土”则分别是周王国在南部与东部方向上的“外土”。南部“外土”的范围主要包括今天的南阳盆地以及淮水中上游地区，其地所分封的主要有申、吕、应、许、胡、蔡等诸侯邦。东部“外土”则主要包括自今天郑州以东至山东半岛西部及北部的地区，西周王国在这里分封有卫、宋、鲁、齐等诸侯邦。
即使在周王国所肇兴的西部地区，在核心统治区的外层亦存在着一定范围的“外土”。周王国西部的“外土”主要分布在关中的外围地区诸如泾水流域、渭水上游地区等，周王国在这里册封了一批贵族以统治地方及抵御外敌。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灵台白草坡发现了一批西周前期的贵族墓葬，其中M1墓主为泾伯、M2墓主为
伯 [30]。两座墓葬中均未发现随葬日常生活用品如陶器等，却发现了大量的包括戈、弓、矢、盾、甲胄等在内的武器，显示了此二位邦伯在军事方面的职能较为突出。学者认为白草坡墓主作为镇抚一方的邦族首领，捍卫着周王朝的西北边陲 [31]。其看法是有道理的。只是比较遗憾的是，白草坡墓地未发现可以详细说明墓主职责的铜器铭文。
近年在泾水流域出土的伯硕父鼎铭文则于此有所弥补，其更加清晰地展示了封在西北部“外土”的周王国邦伯所承担的职责与使命。该鼎为西周晚期器，由考古工作者于2009年在甘肃省合水县何家畔村一座西周墓葬中所发现，其铭文云：
唯王三月初吉辛丑，伯硕父作尊鼎，用道用行，用孝用享于卿事、辟王、庶弟、元兄，我用与治赤戎、驭方。伯硕父、申姜其受万福无疆，蔑天子光，其子子孙孙永宝用。⑧
据铭文内容来看，该鼎的主人伯硕父当是一位接受王命而长期驻守于泾水流域的周人贵族，其政治地位属中等贵族，其上还有王国的卿事，再上则是周王。铭文中的“赤戎”，大概与春秋时期的赤狄为同类族群，是生活在陕北高原上的戎族势力。铭文中的“驭方”，在不其簋盖铭文中又被称为“驭方玁狁”（《集成》4329），应即文献所记在西周晚期经常与周王国发生战争的玁狁，该族群处于较赤戎稍偏西北的地区，学者或推断其可能是生活在从河套地区一直延伸到黄河上游地区的土著居民 [32]。伯硕父所在的泾河谷地正是玁狁入侵西周的一条重要通道。由墓葬所处位置以及铭文内容来看，伯硕父及其宗族一方面需治理生活在西北地区的赤戎等族群，另一方面则需要防范驭方的侵袭。治理地方土著以及防御外敌的入侵，正是外服职官的主要职责。而且从铭文来看，伯硕父之上尚有卿事与周王，组成了一个相对严密的统领体系，反映了西周晚期的“外土”职官仍只是由周王廷册命的地方治理者，尚未有如春秋时期那样各行其是。
结语
综合以上论述，可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彔卣铭文中的“内国”是西周时期的一个疆域概念，具体指的是以洛阳至郑州一线为中心的中原腹地。郑洛地区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自新石器时代伊始就逐渐成为重要的区域文化中心。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郑洛文化区又从众多区域中心之中脱颖而出，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整个华夏文化圈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所建立的最早的广域国家就诞生在这一地区。“内国”意即“内域”，在铭文中指西周王朝国家领土的内层。郑洛地区自夏代以后就是早期王朝国家的发源地，是其核心领域，是以在西周时期成为王国领土的内层。“内国”之所以称“内”，一则是相对于该区域更为偏远、更为外层的领土而言，二则是由于该地区一般由周王所任命的“内服”职官加以治理。“内国”是西周王朝统治的根基之所在，西周王朝以“内国”区域作为基地来治理与控制外层领土，并进一步向更外围的地区拓展疆域及影响力。
其二，戎生编钟铭文中的“外土”也是西周时期的一个疆域概念。“外土”并非泛称，而是与西周文献及铭文中常见的“西土”“东土”“南土”等概念相似，均有特定的内涵。限于某些时代性的因素，“外土”所指称的具体范围虽仍有模糊之处，但其本质上所指的却是周王国领土的一部分。“外土”之所以称“外”，并不完全是出于地理上的远近差别，也是由于西周王朝不同部分的疆域在治理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外土”区域主要是由周王朝的外服侯、伯贵族来进行治理的。“外土”属于周王国领土的外层，在其范围内通常存在着蛮、戎等土著族群。为了控制与管理这些土著族群，西周王廷长期册命、派驻大量的侯、伯贵族，在“外土”范围内建立了一批统治据点。由此来看，“外土”虽是周王国领土的外层，但仍是周王国能够实施有效统治的地区，是以周王可以将周人贵族大量册封于这一区域内，并授命这些侯、伯贵族治理其域内的土著族群。另外需提及的是，“外土”地区处于王国疆域的外层，大多与不受周王国控制的敌对方国或族群相接邻，周王国在“外土”地区设置了大量的侯、伯等军事力量，负责边域地区的稳定以及对敌对势力的威慑。
其三，“内国”与“外土”作为一对在内涵上可相互补足的概念，反映了周王国在疆域形态及疆域治理层面存在着多层次性的特征。“内国”是西周国家疆域及治理的核心区，处于王朝领土的内层，由内服职官负责日常的管理活动，这些职官大多由西周王廷任命并接受王廷的考绩。“外土”是西周王朝疆域的外层，其内存在着不少土著族邦势力。为了控制与管理地方土著族邦，西周王国在“外土”范围内广泛设置侯、伯贵族。这些侯、伯贵族通常也由周王任命，还要接受王国高级官员的领导，并需配合与协同周王直辖的军队对域外敌人进行军事打击。“外土”之外的区域则存在着一些与周人敌对的方国族群，虽不时受到周人的军事打击，有的甚至长期受到周人经济上的盘剥，但周人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故其地已非周王国的疆域。
其四，由青铜器铭文中的“内国”“外土”等概念来看，至迟到西周中期，西周统治阶层对其疆域范围已具有较清晰的认识。过去学界存在着一类观点，或认为商周时人对王朝国家所控制的国土，只有分散于各地的一些“点”的观念，还没有整个领土联成为“面”的观念，或认为商与西周王朝实际上都是由传统形成的道路联系起来的结盟方国之间的网络，疆域式国家的形成是东周时期才开始的历史进程。由本文所讨论的“内国”“外土”等疆域类概念来看，上述这类说法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商及西周王朝时期，限于统治技术及地广人稀等一些客观因素，统治阶层尚不能确立并掌握十分精确的疆域范围以及边界，不过这并不说明其时没有类似于后世那样广土众民的疆域观念。据西周时期的文献及铭文，至少是在与敌对势力相交接的地区，西周统治阶层对何处是其领土、何处非其领土已具有比较明晰的认识，并且已根据疆域结构及边域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疆域治理及边域治理的措施。
注释
①代表性论作例如于省吾：《释中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0页；顾颉刚、王树民：《“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2页；毕奥南：《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赵永春、迟安然：《最早的“中国”：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国”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②参见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张海：《“邦”、“国”之别——兼论两周铜器铭文所示西周王朝之国家结构》，朱凤瀚主编：《青铜器与金文》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71-573页。
③依次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7页；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页；陈剑：《释“
”》，刘钊主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④“铄”字从邬可晶先生释，参见邬可晶：《释“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118页。
⑤恂恂”从谢明文先生释，参见谢明文：《从语法角谈谈金文中“穆穆”的训释等相关问题》，《商周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73页。
⑥铭文拓片见《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128页。铭文的释读参考了多家观点，参见马承源：《戎生钟铭文的探讨》，《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第361-364页；李学勤：《戎生编钟论释》，《文物》1999年第9期；裘锡圭：《戎生编钟铭文考释》，《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121页；陈英杰、陈双新：《戎生编钟铭文补议》，《古籍研究》（2007·卷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87页；张卉、吴毅强：《戎生编钟铭文补论》，《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3期。
⑦《诗经·大雅·韩奕》“榦不庭方”，高本汉释为“整治不朝见的国家”。高本汉著，董同龢译：《高本汉诗经注释》，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973页。
⑧铭文照片及释读参见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268页；梁云：《陇山东侧商周方国考略》，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西部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114页；袁金平、孟臻：《新出伯硕父鼎铭考释》，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10辑，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48页；黄锦前：《伯硕父鼎的年代与国别》，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西部考古》第15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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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引述请据原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